在这个故事中，有两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。一是，当亲戚到达负责诉前调解案件的法庭时，法官在通过安检人员的盘查中，得知亲戚并非案件的当事人（老人居住的房屋并不在他的名下），便直接电话答复，让他们回去等消息。亲戚折腾了一上午，最终只得到这样的答复，令人倍感无奈。
另一个细节是，在诉前调解的开庭前，我曾向法官提出，住在涉案楼房的亲戚，希望有机会能见到法官，陈述案件情况。但法官却连连摆手，多次表示不希望他们来见，甚至在他们表示因为未能见到法官而病倒后，法官仍然表示不会接见。当我提议追加住在涉案楼房里的亲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时，也被法官拒绝，理由是出了事情就是亲属不负责任。
这让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法官会如此拒绝会见当事人？是因为他们担心安全问题，还是从根本上就不愿意见到案件的当事人呢？从老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紧张表情中，可以看出法官真的是害怕见当事人。
网上热议的法官会见难问题，一些法院人的解释是案件太多、时间不够，或者当事人难以缠对，但这些都只是借口。无论案件裁判的结果如何，终究会落实到案件当事人的内心感受上。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障碍，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，还可能导致他们四处上诉、投诉、申诉，使得案件数量增加。
当事人再难缠，问题再多，也是法官需要处理的当事人。不仅司法要求判后答疑、定分止争、服判息诉，更要求法官有直面当事人的勇气和能力。如今，一些法官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，失去了直面当事人的能力和勇气，甚至忘了自己的司法过程及裁判结果，终究要落脚在当事人的诉讼感受和社会影响上。
近年来，法院的安检越来越严格，司法公开的尺度也越来越少，裁判文书的公开数量骤降，庭审直播的无疾而终，再加上二审再审的一审结果维持率越来越高，使得诉讼参与人，包括律师，对于诉讼进展、法官判案的影响力越来越小。
这种安检森严、拒不会见、过程隐秘的“隔空”司法环境，导致一些司法人员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，失去了直面案件当事人的能力和勇气。他们忘记了，自己的司法过程及裁判结果，终究要落实到当事人的诉讼感受和社会影响上。
不少人感慨，如今的法官，已经越来越脱离案件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，要想与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是越来越难了。例如，有律师发文称，自己代理的原告案件的被告在诉讼中因涉及刑事案件被抓了，律师得知情况后，立即打电话想报告法官这个情况，商量案件下一步该如何处理。但电话始终打不通，最后好不容易打通了，是书记员接的，称法官没空会见律师，有事儿电话里说吧。
还有文章显示，有当事人向律师讲述，自己自从将案件递交到法院申请执行后，除了在最后签收终本裁定时见过执行法官一面外，中间无论她如何打电话、如何尝试联系，都始终无法与执行法官取得联系。有律师为了联系上法官，每天给自己设定了闹钟，上午九点和下午一点、上午11点和下午4点，准时开始打电话，想要抓住法官上班和下班半个小时的窗口期。尽管如此，法院的电话接通率还是不高。
律师的遭遇尚且如此，当事人就可想而知了。有律师告诉我，现在办案子，打电话已经办不成什么事儿了，为了查询或推进某个诉讼事项，不得不一趟一趟的往法院跑，不惜花费自己的时间去等法官或法官助理会见，实在不行就去法官开庭的法庭去堵法官。因为，即便法院的电话接通了，接电话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，根本办不成什么事儿，跟他们说了基本等于没说，根本传不到法官那里。
一说当事人找法官难，就会有人拿出法官一年办理几百件案件说事儿，好像法院几百号人，只有法官在办案一样。但法官去开庭去了，法官助理呢？可惜的是，现在法院考虑的往往都是如何从结案率、上诉率等数据上证明司法的“高效”与“公正”，却始终没有看到当事人、代理人的司法感受的重要性。
久而久之，法官只要能给出一个案件结果、上诉申诉不被改判发回重审即可，哪里还在乎当事人的诉讼感受、愿意去接待当事人呢？久而久之，法官也习惯了这种判完等于结案、不接待等于没问题的工作环境，慢慢地也就失去了直面当事人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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